动态 动态
发布时间 2020年10月27日
来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微信公众号
浏览量

跨时空的回响

马楠 / 文

 

       埃乌琴·博巴,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是自1949年建国以来继苏联马克西莫夫油训班之后第二位“请进来”的外国油画家。1960至1962年间,这位罗马尼亚人在中罗文化协定约定下受邀来到中国开展“罗马尼亚专家油训班”。比较熟悉新中国美术教育的人都听说过他,大家习惯用他的姓叫他博巴,而罗训班的学员们到现在都还尊敬地称他为专家。据说在协商授课院校时,博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杭州,理由是“在北京离大使馆近,要天天开会。”博巴的选择与蔡元培不谋而合。1920年代,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选址西子湖畔建立国立杭州艺专。在《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摘要》中,他认为当时的首都“政潮起伏,常影响学校之秩序与安全”故建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为研究学术而设之地“最适宜者,实莫过于西湖……(其将)影响于社会艺术前途,岂不深且远耶!”纵观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史,或许可以说博巴选择位于杭州的浙江美术学院是偶然也是必然,而在后来的发展中,罗训班的起与浮,显与隐似乎也与这选择产生某种奇妙的共振。

 

       博巴来浙美上课的年代国内正经历困难时期,饥荒以及物质匮乏造成生活条件困苦,而中苏交恶让原本紧张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原定的苏联专家第二期油训班已经招好了学生却因为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而戛然而止,于是博巴夫妇顶着压力来了。当然国际政治环境的压力是一方面,但他们可能没有料到的是在艺术创作中,苏联模式的契斯恰科夫体系之“正确性”占据着如此一统的地位,而博巴教学中强调的结构线条、理性概括、主观情感和诗性表达招来了“自由主义”等批评的声音,使得老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诚然,中苏罗的三边关系角力从大格局上促成了罗训班的落地,而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在文化和科学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政策实则为罗训班的教学打开了空间,但是罗训班的第一年仍然不顺利。博巴留起了大胡子,据当时留罗的翻译赵惟俭解释,在罗马尼亚习俗中,男子蓄起胡子是沮丧不满的意思。学员们找到当时来杭出差的文化部艺教司司长王子成,王司长明确表示“不能把不同的学术观点视为反面教材”,要“先学习、研究”。来自中央的指示像一颗定心丸,教学工作于是得以顺利开展。

 

展览现场

 

       多年后,罗马尼亚重要艺术批评家丹·格里高利斯库(Dan Grigorescu)回忆起博巴如此说道:“埃乌琴·博巴极害羞,很少谈论自己的作品。他是一个快乐的人,非常会讲故事,能敏锐地捕捉到幽默的人物和场景,并毫不费力且非常精准地用讽刺修辞描绘出一幅幅道德肖像。但当谈及他自己的作品时,又突然变得寡言起来。这并不是装腔作势,而是因为他的记忆被反讽层层包裹:那些本该解释意图的言语却成了对结果的评论,因此他不愿多说。在那个年代,艺术宣言和计划常常需要为文化史界定基本方向、为风格选择而辩护,他选择坚信最有说服力的论据存在于作品之中,存在于形式的建构之中,存在于对真实世界的回应中,存在于作品自身拥抱自然的手法和对其进行阐释的方式之中。

 

       博巴选择通过作品,通过真诚地理解和尊重他的学生以及学生们所本源的文化身份来促成他们艺术的创造。他曾反复对学员们说:“中国艺术是伟大的,我认为能从出色的中国绘画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画的概括、简练、用线和构图等方法,可以借鉴到油画中来,我希望你们能找到油画和中国画结合起来的道路,以后在国际展览会上你们的油画能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的。”博巴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带着学员们拜访京剧武生盖叫天和昆曲花旦龚世葵,留下多件戏曲人物作品;他主动与国画、书法教师交流,请潘天寿、吴茀之给罗训班学员上课。博巴对中国的笔墨线条推崇备至,自己也学习用中国纸墨创作。丹·格里高利斯库在1982年出版的《埃乌琴·博巴传》(Eugen Popa, a Monograph)中总结说“在中国度过的两年,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接触对博巴的艺术形成十分关键。艺术家首先学会了将概念凝结为符号,将形式转化为含义的承载者。含义不见得一定要像欧洲传统绘画那样通过叙事性来描画。那些看似速记般的书写,体现出一种防止最初印象流失的努力。实际上,这是一种将事物简化为本质的过程。画家的禀赋既展现在向整个视觉场域传递活力和力量的笔触中,也体现在那些传达着精致的表现力和微妙的透明性的色彩画中。埃乌琴·博巴并不把中国艺术当作一种异国情调的猎奇,并非那种只是在作品上覆一层如画的调子;他在中国学到了一种伟大的简化,一种将现实表象简化为深层符号的表达方法……他通过接触中国艺术而带来的造型语言的简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也体现了埃乌琴·博巴长期的努力:艺术家在经历四十年的创造生涯后,希望将可见现实的本质不断地提炼成由最高理性符号宣读的诗歌语言。埃乌琴·博巴从未远离真实世界;然而,他总是试着扩展可见世界的边界,并发掘用于对其进行评论的准确的语言。”

 

埃乌琴·博巴 《杭州餐厅》 速写 59×43cm 1960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埃乌琴·博巴 《工作室的火炉边》 速写 59.5×90cm 1960年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罗训班结束后,博巴夫妇回到罗马尼亚并以在中国创作的大量素材为基础创作了一批作品在罗马尼亚国内巡展,受到高度好评。正如埃乌琴·施乐儒(Eugen Schileru)在《当代》(Contemporanul 第44期,1962年10月22日)上所评论:“在中国旅居两年之后的吉娜·哈其乌与埃乌琴·博巴没有轻视中国传统的艺术语言、技法和材料,正相反,艺术家愉快地运用并盛赞这些材料语言。他们尊重并热爱与其共同生活的人民,想更好地了解他们,从而更真切地描绘他们。两年时间,他们做到了,形成了多角度分析的思维方式,果决地走向关于理念的艺术,将真实世界多样、矛盾的事实纳入其中,且不乏诗意。”

 

展览现场

   

       但对于罗训班的学员来说,考验才刚刚开始。回到各自工作岗位的学员在后来的工作中被打上“罗派”的标签,多成为被批判的反面教材而边缘化。 于是博巴的个人创作经历如何?他对于中国绘画的影响究竟为何?这些研究成了不被触碰的话题,在新中国三十年的政治波动和历史尘埃中被封存,变得语焉不详。于是博巴又似乎成了一个模糊的名字,直到1979年“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素描教学座谈会”上,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金一德和徐君萱合写的《博巴的素描教学》系统的介绍了博巴的教学方法,引起广泛讨论。之后浙江美院85级毕业生引发的争辩和新潮美术的兴起,人们才又开始追溯并通过罗训班学员再次聚焦埃乌琴·博巴和罗马尼亚专家油训班。 

 

       罗训班学员金一德在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上说:“罗训班对当时单一化的中国油画走向多元化起了有力地推动作用,这是历史赋予罗训班的使命。”罗训班对多元化的强调和对艺术家个性创造力的包容透过十四名学员在国内蕴含出一批艺术家的自觉与创新。罗训班结业后,夏培耀回到了四川美术学院,在开明校长王颂咸的支持下开展实验教学,人称“小罗训班”,他的班上培养出了罗中立、张小刚、叶永青等一批“四川画派”的重要画家;回到天津美院的张世范和边秉贵培养出了王琨;杨力舟出自西安美院王国伟、王天德主持的工作室,等。王广义曾受教于金一德、徐君萱主持的浙江美院油画第一工作室,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时隔那么多年我们现在很平静地来看,每一种艺术、每一种教学方法都已经有了结果,当年第一工作室的成绩是不争的事实:77级的侯文怡,80级的张培力、薛鹏柱,81级的魏光庆、刘大鸿、耿建翌、魏小林。”

 

展览现场

 

       翻查文献时,我读到金一德老师引用博巴教学中的一句话“绘画是从不可见开始,到可见结束”。他在讲这句话时是提醒学员去捕捉对象更深层的精神气质,正如他说“模特是一本书,一页页读下去,从现象看本质”,这是第一层含义。然而时隔六十年,罗训班这段现代美术教育的历史及其参与者们的命运和论述在新中国不同时期文艺政策的解读中,在与传统文人美学,社会主义传统和全球当代艺术的纠结交织下,若隐若现,被遮蔽又不断地被打捞,不禁让人感慨。展览标题如是定为“从不可见开始”也算是对这两层含义做一个会意的回应。

 

展览现场

 

       为了筹备这个展览,我们在多方协助下来到罗马尼亚走访了博巴的母校布加勒斯特国立艺术大学以及位于距首都约5小时车程的博巴故乡萨瓦尔辛市,拜访了博巴夫妇唯一在世的亲属,并与罗马尼亚相关专家咨询协商,入藏百余件作品,教学笔记、书信、照片等文献资料,汇整出博巴年表,使这位真诚朴实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的面貌逐渐清晰,并借由博巴和他的艺术主张及影响让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探究和反思新中国素描教学改革及其对油画和国画的影响,以及中国传统艺术语言和技法在现当代创作中的可能性。基于这些作品和文献,此次展览以“辟蹊径”,“远流长”和“兴如答”三个板块,概括地展示了以埃乌琴·博巴和夫人吉娜·哈其乌在60年代的绘画创作为主线,以罗训班学员的课堂临摹和后期实践为支线,尤其以中国美术学院绘画教学实践为脉络,延伸至有代表性的当代中国绘画创作和实践面貌。共展出埃乌琴·博巴及夫人吉娜·哈其乌作品134件,罗训班学员作品41件,馆藏当代绘画作品10余件,以及相关公文、笔记、书信、照片、明信片,等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博巴家属捐赠作品60件,文献2件,罗训班学员捐赠作品27件,文献3件/套。

  

       这次展览受到了来自中国和罗马尼亚政府及民间的诸多支持,也受惠于郑胜天、潘耀昌、陈琦等诸位先生前辈多年的研究积累和无私分享。郑胜天先生提出“有许多艺术家既不能归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也不属于前卫派。其实自1950年代以来就已经存在。一些东欧批评家和历史学者自1950到1980年代东欧国家的艺术实践称为‘社会主义现代主义’。中国与第三世界和东欧国家的对话和交流促成了‘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事实上正是这股潮流孕育和滋养了1980年代萌发的中国当代艺术。”这段论述对我在开展这个项目的研究工作时启发颇多。关于博巴与中国现当代艺术教育与创作的相关研究,仍有待进一步的整理和展开,这次展览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许正如金一德的学生吴山专所提议,应该建一个博巴研究所。值得期待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已经与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巴西尔·康斯坦丁内斯库先生达成合作意向,努力促成埃乌琴·博巴讲席学者交流计划,以中国美术学院为基地,展开与罗马尼亚艺术、设计、影像、戏剧等知名专业院校和机构的互动,使得相关文化艺术研创更全面而深入地开展。

 

 

展览信息

 

 

时间:2020年9月28日—10月28日

地点: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