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刘开渠，与杭州、中国美院、蔡元培先生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在我心里早已扎下了根。1927年，他从国立北平艺专毕业到国民政府大学院工作。其间，先父曾向时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提出希望到法国学习雕塑，蔡先生很惊讶，他说：“你的想法很好，我们国家公派去法国学习绘画的人不少，而学雕塑的还没有，有机会的话可以考虑”。

　　后来蔡先生说杭州风景优美，犹如威尼斯一样美丽，提议在杭州建立艺术院。受他之命，在林风眠先生带领下，先父参与杭州选址，最终选定哈同花园作为院址。在蔡先生的支持下，筹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28年4月，作为民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高等艺术学府的 “国立艺术院”正式成立，蔡元培先生出席了开学典礼。当时林风眠任校长，林文铮任教务长，先父任助教兼图书馆主任，而全校学生也只有四十几人。同年，先父受蔡先生委派，以“著作员”身份，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雕塑，师从朴舍教授，并结识了马约尔、布德尔、德斯比欧等艺术家。布德尔去世时，他参加了葬礼。

　　留学期间，他与马克思的曾外孙龙格成为毕生的同窗挚友。1933年，先父受蔡元培、林风眠二位先生之邀回国，担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兼雕塑系主任。回国后，先父去拜访恩公蔡元培先生，恰逢鲁迅先生也在场，当鲁迅先生得知先父留法学习的是雕塑时，大加赞赏，他说：“过去中国人只做泥菩萨，现在该是轮到做人像了”。

　　这句话为先父指明了雕塑创作的方向，也奠定了中国现代雕塑的现实主义之路。先父上任时，雕塑系的学生很少，从第一届到第三届毕业的学生加起来只有8人，当时的中国人对雕塑的认识还只是刻图章、塑菩萨之类，认为学雕塑是没有出路的。先父回国后做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为郁达夫的文友之母做的浮雕头像，浮雕背后是郁达夫的铭文题记。当浮雕作品送给友人后，被作为陪葬品埋进了墓里，这就是当时雕塑家的悲哀。先父深深地意识到宣传雕塑、培养雕塑人才的重要性。

　　他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雕塑的教学、创作、宣传与研究中，几十年始终如一，发表了近150余篇文章，培养了大批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王朝闻、姚继勋、张祖武、曾新泉、王丙召、朱培均、卢鸿基、邹佩珠、盛杨、章永浩、曹春生、叶毓山、张德华、田金铎、王卓予、沈文强等。这些学生，对中国现代雕塑的继承与发展，都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

　　抗战期间，北平艺专、杭州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先父仍担任雕塑系主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抗战纪念碑雕塑，如《抗日阵亡将军王铭章像》《抗日阵亡将军李家钰像》《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又名《无名英雄》）《农工之家》等有影响的重要作品，其雕塑作品数量为当时之最。

　　先父的一生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既充满坎坷、艰辛，也丰富多彩。杭州的生活是他人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在此，他创作了中国首座抗战雕塑《八十八师淞沪阵亡将士抗战纪念碑》，并结识了家母程丽娜。她是杭州艺专西画系1935年毕业的学生，曾在艺专剧社出品的话剧《茶花女》、《西哈诺》、《雷雨》、《日出》、京剧《辕门斩子》等剧目中担任主角，同时被誉为“话剧皇后”，“有孟小冬的扮相与嗓音”，是“话剧”和“京剧”两栖的“业余明星”。郁达夫先生作为先父的家长代表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相濡以沫，虽经历了各种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受了丧失两女之痛，但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先父生前对杭州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战时，先父积极参与文艺界进步人士的活动，支持艺专的学生参加革命，为王朝闻去延安写介绍信。他调北京工作时，凡是杭州来的学生想要出国留学，他都毫不犹豫地给他们写推荐信，并对蔡元培先生的栽培之恩念念不忘，力求像蔡先生一样提携后生晚辈。先父总说：“没有蔡元培先生，就没有今天的刘开渠”，始终对蔡元培先生怀有感恩之情，并多次为其塑像。

　　作为刘开渠与程丽娜的女儿，我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我爱杭州，更爱这所由蔡元培等父辈们缔造的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先父生前没有为自己举办过展览，没有在他曾经奉献了青春足迹、结出了爱情硕果的地方留下痕迹，但他对杭州的一往情深，我至今难忘。由文化部主办、刘开渠艺术研究院牵头承办的《刘开渠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展全国巡展已在北京、上海、广西、湖南等地举办，更难能可贵的是从法国千辛万苦借来的先父的法国恩师让·朴舍的珍贵文献与经典雕塑原作，可以说，他是中国现代雕塑启蒙的祖师爷，能够在中国看到他的作品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弥足珍贵的。先父当年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也没有机会看到他如此多的珍贵文献，此展现在杭州举行，我甚感欣慰！也可告慰先父的在天之灵，他终于回家了！

　　（选自其在本次展览上的开幕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