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开渠生于1904年10月1日，籍贯安徽省淮北市(原萧县)。父刘兆宽，为偏房所生，家人对其溺爱有加，其能说会道，且有幽默感。在村中有一定威信，村里如有纠纷或难解之事，常来求教为之评理。来家中一切事宜均以他为主，偶有不如意则打骂开渠母亲胡氏，母亲本以为若生子后，可能会有转机，殊料开渠出生后，情境依故，母亲过于失望，竟将开渠弃于墙外，生死由之。幼小的开渠在寒冬腊月、饥寒交迫下嚎啕大哭，惊动了老奶奶，急忙将开渠抱回抢救，开渠始得重生。母亲每感委曲、伤心时，常带开渠到墓地哭泣，从此在开渠心灵上深深的埋下阴影。
开渠幼年时教美术的老师王子云先生认为开渠在美术方面的天才显著，特为之向县方申请到留外学习贷学金两年的费用，于是开渠考上国立北京美术中学学校(该校后改称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习，从此走上了艺术的大道。此时正是“五四”运动后期，反帝反封建的各种活动仍非常频繁。开渠也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活动，他有一位最要好的同学名谭祖尧，是共产党员，与李大钊等人同时被捕，被绞刑处死在陶然亭，无人敢去收尸，开渠与之友情深重，冒着生命危险与谭的女友李女士同去收尸，据说当时见到谭的脖子上有一条极深的痕迹，为此他难过了很长时间。
“五四运动”逐渐平息，开渠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为此奔忙，先是为学校刻腊版及在小学教美术课、写文章，在这段时间内写过许多有关文艺评论、小说、杂文等发表在各大报章，特别是《北京晨报》副刊常登载。由此也认识许多当时的文学家如：郁达夫、沈从文、柯仲平、丁玲、胡也频、陈翔鹤、赵其文等，并与他们结为好友。写文章虽有收入，但实在太少，家中也无力相助，生活非常困难。他以勤工俭学和其它各种办法坚持到完成学业，求学生涯甚为艰苦。
后北京美术中学设立大学部，改称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为郑锦，校址在西城前京畿道。开渠升入西画系，学习努力，兴趣广泛，尤其关心时事和热爱新文艺，曾与赵其文积极推销《创造社》的刋物，也常在各报刋、杂志发表文章，对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的新文艺作品非常欣赏。他为了听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演的“苦闷的象征”，没有钱乘车，竟不辞辛苦地步行到城外北大听讲。他反对守旧，提倡写生，此时他开过个人画展，并与李有行、陈宗向同学组织“心琴画会”，多次展出人像、风景、写生等作品。
开渠自结识文艺界柯仲平、丁月秋、胡也频、丁玲等人后，受他们的影响颇深。1923年，校方辞退了吴法鼎、陈师曾、李毅士等五名受学生尊敬的教师，激怒全校学生罢课，学潮兴起，校方不仅拒绝学生要求，反而开除了二十五名学生，包括开渠在内，直至林风眠先生接任校长后，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风潮始平息。他的学习成绩和刻苦奋斗的精神，深得老师们的关注，他的贫困生活也是众所周知，所以每次拜访、请教老师时都被热情地留下用餐，同学中也有同情他的人，主动将自己的旧羊皮袍借予他渡过寒冬。他实在太困难，有时冬天不但没棉鞋，连旧夹鞋都穿破，走路都不敢抬脚。几十年过去后，回到北京，他曾寻找过西单的“四如春”饭馆，原因是在学生时代，有一次经过“四如春“时，真是饿极了，几乎走不动，摸出口袋中仅存的几文钱，在该店买了两个包子吃了，觉得像过年时的美餐，滋味无穷，永记在心。
异乡学艺
1927年，开渠于北京艺专毕业。校方本有意，毕业后录用他为助教，岂料当时华北地区的主管军阀张作霖认为艺专画裸体，有伤风化，要查封该校，眼见即将到手的工作机会失掉了，正在着急时，忽得《现代评论》的编辑、女画家凌淑华差人送来大洋八十元，并嘱立即随北京大学教授丁西林赴南京，原因是那边工作比北京易找，以此款作为路费等(开渠曾为凌淑华收藏的傅山的一幅画写过《傅山及其艺术》一文，估计此款作为酬金)。他即随丁教授起程赴上海，借住现代评论社，后闻上海亦难找工作，即随张奚若、钱端生转赴南京，借住闻一多先生处，经张奚若介绍到南京大学院（相当现教育部）担任抄写员及刻腊版工作。在那里时常能见到蔡元培。蔡元培是我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是学者从政，为人极和善，十分珍惜人才。一次开渠大胆向他提出想去法国学雕塑的要求，蔡先生认为开渠的想法很好，答应他的请求。后林风眠、林文铮、蔡威廉等人相继来到大学院，并成立了“艺术研究会”，林风眠任委员会主任，刘开渠任干事。接着又筹划成立“国立美术院”，经蔡元培同意并决定以杭州西湖为院址，林风眠为院长，林文铮为教务长，开渠为助教兼图书馆主任。1928年举行开学典礼时，蔡元培先生亲临参加，开渠再一次向他申请想去法国学习雕塑，蔡元培立即答应回京办理。过了约两月，开渠接到大学院的公函，以‘驻外著作员’的身分派往巴黎，月薪80元，预支两月薪金作旅费。至此开渠如愿以偿的踏上向往已久的雕塑之路。 在杭州时，开渠曾遇丁玲、胡也频，并合租在西湖葛岭山坡上一处房屋居住，丁玲还邀开渠为她的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画插图。开渠在出国前托人将画好的插图代转，惜丁玲没收到，不知其下落。
1928年春，开渠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赴法，同船认识了林铁、曾庶凡（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三人结为好友。在大海中整整过了一个月，才到达法国，马赛港上岸时，有画家李风白来迎接。到巴黎第二天，开渠一大早就如饥似渴般地赶到卢佛宫和凯旋门参观，面对这么多的艺术品，大开眼界。开渠生前说，当时心中的惊喜，完全超过了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为学法文，先到里昂一所较便宜的学校学习，半年后回到巴黎，同年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跟随导师朴舍学习雕塑。朴舍是法国十分著名的雕塑家，其艺术手法与罗丹相似，但又有所不同。朴舍的雕塑作品很多，卢森堡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及凯旋门楼上均陈列有他的作品。
在学习期间，国内政变，蔡元培下台，开渠的驻外职务被取消，学费和生活费都一下了没有了着落。曾一度给装修公司画水彩画，为印染公司设计图案，勉为度日。正值困窘时，导师朴舍得知此事，以开渠优异的学习成绩和良好的人品，决定聘请他为助手，每日工作半天，工资优厚。开渠非常高兴，同学们也都羡慕不已，因朴舍老师的工作室，从不许人参观，未完成的作品都被布包裹着，更无法得见。开渠却是例外，能得此机会，真是梦寐难求。
从此开渠每日上午在校学习，下午在朴舍工作室上班。巴黎的艺术家们，一般下工后即到咖啡馆、酒店聚会。工作之余朴舍先生常带着开渠同往聚会。这些当代文艺界名流思想自由奔放，海阔天空地从最严肃的学术问题谈到极微小的细节，无所不谈，甚至辩论到面红耳赤，尽兴而散，晚饭后才回家。在他们高谈阔论、辩论及漫谈中，开渠获益匪浅，且认识许多当代文艺界名人，如名雕塑家马约尔、布德尔等等。布德尔故去时，开渠还参加了葬礼。
为了加强学习法文，开渠在法往来的朋友多半是法国人，藉此不但能熟练法语，而且能了解当地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以及文艺界的潮流等。他最要好的同学是世界共产主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的外孙龙盖，他曾将马克思的相片借给开渠做了一个雕像。在开渠回国时没有大衣，龙盖将自己的大衣送给开渠。这件大衣，开渠一直穿到解放，还改成短大衣穿了几年。回国后彼此通过二次信，后因战乱逃难，无固定地址，一度失去联系。直到80年代初，刘海粟托人转来龙盖的一封信，但时间已是半年前，开渠即复信，龙盖也很快就回信，并寄来三张他女儿的全家照，不久开渠给他寄去自己的雕塑集，不料却被退回，此后就再无音信，不知是否已去世。
在巴黎为了加强与艺术界的联系，开渠约吕斯百组织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参加者有常书鸿、王子云、曾竹绍、王临乙、郑可等数十人，他们通过发表文章、美术作品于国内文艺刊物《艺风》杂志，向国内介绍西方美术，这也是他们留学在外关心祖国文艺界所能尽到的一份力量。
开渠在巴黎的生活日渐稳定、愉快，学习、工作也有成效，不像刚到巴黎时，是一个刚走上社会的穷学生。此时，他已是名雕塑家朴舍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立足于巴黎这世界艺术中心。这也是开渠生活中最优越、最愉快、最无忧无虑的时期。
西湖戏缘
1931年，国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继而张学良将军不抵抗，退出东三省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人本来不歧视外国人，可是经过这样的事件，他们对中国人多以奇怪的目光相视，甚至导师以形象的动作要开渠先站出门外，先扣门，经盘问得到同意后，方可入内。他问开渠：为何张将军在日本军还未到时，竟自动放弃、退出东三省？非常难解。开渠也正为此深深焦虑，“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左训在耳畔回响。日寇铁蹄下的祖国的召唤，还有奄奄一息的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召唤，促使他决心离开国外的优越生活，速回祖国参加抗日。他向导师提出想回国，导师非常支持。恰好此时又收到国内杭州艺专林风眠校长的来信，附有任开渠为教授兼雕塑系主任的聘书。于是开渠于1933年毅然踏上归国的征程，回到祖国的怀抱。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以来，各地留存许多辉煌无比的雕塑，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对雕塑无比重视。但自明清以后延至近代，雕塑的地位不仅低于绘画，而且“一落千丈”。社会上下几乎都不重视雕塑，甚至无人问津。当开渠刚回到杭州时，警察到他家，再三嘱往塑泥菩萨处登记。开渠解释再三无效后经校方证明始得罢休。还有一次，开渠接到一位“文化名人”邀请为之刻一方图章。他认为雕塑即篆刻。当时象这样对雕塑无知者大有人在。在此之前我也从未听说艺术部雕塑系，相信同学都不知道。还是在投考艺专考场上听说有位同学（吴玉仙）考的是雕塑系，我才知道有雕塑这个艺术门类。后来和吴玉仙成为好友，她常常向我介绍雕塑方面的知识，我才逐渐有了对雕塑的认识。再说艺专建院后雕塑系已毕业过几届学生。第一届学生只有一人，第二届两名，第三届才有四、五人。而绘画系仅第三届就有四五十人。两系毕业人数相距如此悬殊并不奇怪，当年的社会，对雕塑无知，任何部门都不聘用这方面的人。雕塑系毕业的学生等于失业，一般学生投考时，都会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故不足为奇。
开渠离开杭州赴法国留学的第二年，即1929年我报考了国立杭州艺专绘画系，当时以为完全有把握录取，因为我曾在北京京华美专西画系学习过一年半。每学期终了都得优秀奖。现考的仅是一年级，决没问题。没想到放榜时，竟落选！非常苦闷。好在父母没有责备。放榜后第三天，来了一位客人，经自我介绍得知他叫赵人廪，是原京华美专的教员，现在在杭州艺专教务处工作。他通知我艺专最近招4名2年级选科插班生，嘱我速去报名，估计我能被录取。我说：一年级都没考取，何况2年级呢？更没希望了。他非常认真地说，这次只考绘画，不考普通科。以我画的水平，肯定能录取！
考场分两个，我所在的一室约有二十多人，只考了一张石膏人体素描，并不觉得困难。但口试时，刚踏进门口，心就乱跳，面对着的一排教员正是招考一年级的原班人马。只听他们问：选科生毕业没文凭，你怎样？我糊里糊涂地回答：没文凭就继续学。他们没再问。我只得象刚进门时深深地向老师们鞠躬，退出。心想：完了，白来一趟。
又过了些时日。忽然接到了艺专录取通知。奇迹呀！大家都为我高兴。从此我走进了艺术的大门。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真的很感激我的引路人赵人廪先生！
国立杭州艺专，历史悠久。早在20年代初得蔡元培先生支持，由林风眠先生创办于杭州西湖。原名“国立艺术院”，其中曾数易校名，现为“中国美术学院”，至今将近百年历史。它培养出许多杰出的著名艺术家和优秀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早已众所周知、名扬中外，不用我多提。
我在杭州艺专读书时很遵守校规，从无缺课和迟到，且专心攻读，成绩优良。下课即回家，在家中夜晚经常有亲朋好友相聚。父母和我喜欢京戏，家中常有人拉拉唱唱，热闹非常。我的爱好多且好动，学校所有的活动都参加。如最大的一次活动是“九一八”事变后学生们组织义勇军，联合杭州各大学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蒋介石亲自在南京金陵女大接见讲话。他说：要做岳武穆，坚决抗日，要同学们放心回校上课，以后为国出力等等。
至于校内的小活动，如时装比赛等，我还得过头奖，奖品是林风眠先生的一幅写实的国画《鸟》。晚会有过两次，我唱京戏，李可染操胡琴伴奏。当时李可染是研究生，即将毕业，他的琴拉得非常好。解放后每见面还总提到何时可以再度合作。还有李苦禅先生对京剧兴趣也很浓，曾与同学一起组建“平剧社”，并公演数日。李苦禅先生有很好的武功基础，他演《平贵别窑》中的薛平贵，我演出《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与法文教师黄纪新合演《空城计》，他演司马懿，我演孔明。
我还喜欢小提琴，课外在音乐系旁听，老师认为我的听力很好。我学了一段时间，因教师病故而停止。俄籍教唱歌的老师知道我唱京戏认为我有一副好嗓子，适合唱女中音，鼓励我放弃京戏，参加歌唱团。他认为京戏唱法能毁坏声带，约我参加《浮士德》歌剧，扮演其中的青少年齐裴尔（译音）。我参加演了一场。但我对京戏爱好很深，很小时就请家庭教师传授，已能唱十多个剧目，当时已是名票友，深得观众欢迎、肯定，对京戏当然难以割舍。父母也不同意我放弃京戏，于是就退出歌唱团。
在参加“图案暑期学练班”的同时，我和李朴园、邱玺还联名筹建了“艺专剧社”，刚贴出吸收爱好者报名的通告，很快就有二十多人报名参加。我们白手起家，讨论演出事宜。首先是剧本，必须演员少，布景简单，但必须是名剧本，才能号召观众。此时北京正在上演《茶花女》，是名作家小仲马的巨作。所须的条件正和我社的情况，于是立即决定演此话剧。李朴园导演兼演阿芒之父，因我有演京戏的舞台经验，因此饰演茶花女，由经验丰富的邱玺演阿芒。还有一个胖女友就让我的好朋友吴玉仙演。布景由图案系主任雷圭元负责。还有一名歌唱者由音乐系老师吴润荪担任。这就是剧社第一场演出的阵营！
当时，我校还没有大礼堂，就在校本部的大会客室预演。我一出场，眼前竟坐了蔡威廉、林文铮、林风眠等许多老师，这出乎我的意外，心里有点紧张起来。好在下面观众很安静，我也平静下来，全剧很顺利地演完，下面一阵热烈的掌声，大家都高兴极了。蔡威廉是蔡元培的女儿，是位很有才能的油画家，与教务长林文铮结为伉俪，她对剧社特别关心，演出第二天，她还专门还派人送来一件让我上演穿的衣服，可见她很重视我们这次的演出。剧社就这样站住脚了！
“艺专剧社”首场公演，是在当时杭州城里最大的会场西湖大礼堂。这里距城中心很远，且不通公共汽车，但只能在那里公演，大家都有些担心观众不多。但《茶花女》演出，居然客满，哄动全城。到了第二天，观众更是源源而来。经过两天的公演，艺专剧社在杭州轰动一时、大获成功。这样不但剧社地位稳定了，艺专的声誉也为之提高了。
正是排演《茶花女》期间，我认识了开渠。我和开渠第一次正式相见是在我家的舞会上。由于“艺专剧社”首次演出选用的剧目是《茶花女》剧中有交谊舞的一场，演员必须熟练舞蹈。校内大教室虽多，但地板粗糙，不便跳舞。我家客厅地板都涂腊且够大，八、九对同学跳舞不成问题。我父母素来开明，儿女正当的娱乐决不干涉。因此几乎每周末晚间我家都有舞会，唱片不多，时间长了，未免乏味—怎么办？吴玉仙的主意是—借。到哪去借？她很有把握的提议“找刘开渠！”。谁去？她自告奋勇愿亲自去借，但须我付一信并邀请他到会。我想信可以写，但邀请可能不便。因为素不相识并且又是很严肃的他参加进来，大家都会觉得尴尬。于是，我想出：邀请他来但需要自带舞伴。这样，他来和自己的舞伴跳。我们互不相扰。又有什么关系？大家都认可。看来，问题解决了。
在一次舞会中，大家正跳得很热闹，仆人送来一张名片—-刘开渠，几个女同学一听赶快往楼上跑。我不得不出迎。开渠一个人进来也显得有点拘束。大家客气几句，都静坐下，再谈不出什么话，音乐仍空响着。我灵机一动，找一位比较活泼的女同学去请他跳舞，他却说不会，说有点头疼，只想听听音乐，请大家随便跳，不必拘束。既如此，大家都活跃起来。我先陪他客气几句后再也谈不出什么话，索性我也不管他了。他就一直坐到舞会结束众人都离去时才起身离去。我觉得这个人很奇怪，既不跳舞何必来呢？况且还在头痛。莫名其妙！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我估计他是想认识我父亲。许多人都想认识他，因他是沪、杭、甬铁路的总工程师。所以要我父亲出迎。我为他们介绍后，陪坐了一会我就离开了。又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我父亲觉得不象是找他的，不肯接见。我只好再出迎问他是否有什么事？他说：那晚会的音乐很好，想再听听。我奇怪地问：那晚的音乐是从你家借来的，用完即送回，难道没送到？他支支呜呜地说：是的，收到了。我就不便往下追问，陪他坐了一阵，没谈出什么所以然，他就走了。此后，他还是隔段时间来看看。有一次他提出要为我塑像，还带了雕塑台到我家，我那时对雕塑没什么认识，也对雕塑没有兴趣，对他更没有兴趣，本不想让他塑像，只得应付应付他，也不好好配合，做模特老嫌累人，他仍然来为我塑了几次，终因各种原因没做成。
《茶花女》演过不久，邱玺建议演《西哈诺》，由图案系的白俄教授杜劳的妻子（苏联舞蹈团的领班）担任导演，由杜劳教授负责服装和布景。经大家同意开始筹备。邱玺饰演西哈诺，我扮演西哈诺的表妹霍克桑，漂亮的军官克利斯将由沈长泰出演，李朴园演另一军官，吴玉仙演保姆，李建演厨师。规模大了，安排也比前次更加周密，学校也对此非常热心，花钱在所不惜。正值此时学校的大礼堂也已建好，正式使用。公演后又轰动一时。后到南京演出，又载誉而归。
五幕剧《西施》由林文铮编写，李朴园导演兼演伍子胥，邱玺演吴王，我演西施。此时麦放明也加入剧社，由她演郑旦，雷圭元演越王勾践兼布景、服装设计，整体阵容强大，安排周密圆满，林文铮对此剧也特别照顾。《西施》在公演时再一次受到社会瞩目。演出过程中，有一天票已售出，我忽然病倒家中，母亲心疼我，不允我晚上参加演出。没想到蔡威廉当天中午带了校医来到我家，慰问、治疗、打针，劝说我晚上一定要出场，他们还准备搬一沙发椅到后台，好让我能够在不出场时休息。平日里上课，蔡威廉说话不多，今天她竟讲了许多话，连在场的同学们听了都很惊奇，觉得这太给我面子了，真难得！幸喜经用药、打针，病情好转，母亲也不便再阻拦，就让我随来接我的校车演出去了。这一次演出同样十分成功，剧作者林文铮也很满意。
艺专剧社不仅在学校，甚至在杭州也很知名。只要当时爱好话剧者，没有不知道“艺专剧社”的。解放后在北京，我有两次偶遇一些不相识的人，都问及我是否来自杭州，当我回答是时，他们就肯定地说：你一定是程丽娜。我很奇怪他们如何知道。他告诉我说，看过我的戏。可见当时剧社深入社会的程度，这也显现出杭州艺专的文化氛围，显现出社会对美育的渴望。当然这些成功与林风眠先生、蔡威廉先生等许多教师和同学的热情支持是分不开的！
“艺专剧社”的主要骨干多在1934年第三届艺专毕业班里。剧社中不仅有作演员的同学，还有制作布景的同学。蔡振华是图案系班里的尖子，每次戏的布景制作都是由他带领同学们制作完成的，他们也是剧社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员。可是毕业后，这些主要人员都将各奔东西，剧社即将无法继续下去了。于是李朴园、邱玺和我商量组织专业剧社，约了沈长泰、吴玉仙、麦放明等同学和校外的几位爱好戏剧的人士，组成“烽火剧社”。首场演出选用了张道 翻译的剧本“狄四娘”，内容仅是爱情描述，无任何政治色彩，地点选在《东南日报》的小礼堂，公演后，剧社正式成立。随即又在新开张的电影院公演了两场《雷雨》，反响很好，又一次轰动全城。可惜“1.28”事件爆发，杭州局势紧张，人们纷纷外逃，剧社无形解散。
患难知己
开渠是1933年回国的，他先到上海，首先走访蔡元培，巧好鲁迅在座。经蔡介绍后，鲁迅微笑拍拍开渠肩膀说“现在雕塑该做人物了”。这印象开渠深记在心！
开渠在上海未多停留即转杭州，不料患上伤寒症，当即到仁爱医院治疗，与留法医师曹士英结为好友。住院整一月，康复出院到校上课。我不认识曹士英，后来知道其父是上海某帮会的头目，相当富有。杭州西湖边的“来音小筑”是他的产业，解放后被政府征用。其母曾拟为开渠介绍苏州姑娘，认为那里的姑娘美丽且温柔，还善理家务。但开渠认为不懂艺术，没有共同语言，难以相处婉言拒之。当我和开渠往来较密时，士英也劝过开渠，勿与我往来，说我父亲是沪、杭、甬铁路的总工程师，有权，有势，全家往返上海均是乘坐头等车厢，且我又是杭州戏剧界名流，担心开渠日后难以应付等。这些情况都是后来开渠告诉我的。
此时艺专原雕塑系主任李金发与一位女教授均已离任。校方又聘请一位白俄籍教授，一开始深受学生欢迎。但此人酗酒，酒醉后常常闹事，调戏小酒店的老板娘。与当地人打架，常横卧街边，甚至课余曾在教室中调戏女学生，因这些不轨行为，校方万不得已才辞退他。此时，开渠刚到学校，他的艺术修养、教学效果同学们均不知晓，误认为白俄被开除是因为开渠到校排挤同行所致，故而群起反对开渠，经校方再三解释，并劝先行上课以观后效再定方安定下来。经过一段上课实践，同学们开始认识到，开渠学问渊博，教学成效极高，逐渐肃然起敬，上课秩序井然。这些都是听吴玉仙说的。
艺专无员工宿舍，开渠租赁西大街武林新村一号居住。在大门前的小天井顶上装几块玻璃，并拆除前厅的门框与小天井连接，作为工作室。虽然过于狭小，却是他从事雕塑事业的起点。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起在家工作，工余有时访友。他非常关心时事，每早必读报。此时也写过不少文艺方面的评论、杂文等发表。雕塑工作也从不放松，做了不少男女头像、裸体以及友人头像等。郁达夫此间也在杭州，曾邀开渠为其文友之母塑一浮雕头像。为了友谊，开渠欣然接受。郁达夫也亲自为之铭文刻在像的背面。送交友人后，却被纳入殉葬品行列埋入地下，永无见天日！这是开渠回国后第一件为他人塑造的作品，竟遭此下场，深感遗憾！
1934年，在抗日运动鼓舞下，开渠接受了同事周天初介绍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牺牲的将士纪念碑兴建工作——比真人大得多的两位军人形象和四块座上浮雕，全都是在这小小的工作室内完成的。这是我国现代第一座纪念碑雕塑。它立在西湖边六公园内，两位英雄威风凛凛，保家卫国、宁死不屈的英勇形象生动感人。这是一座鼓舞人心的丰碑，也是开渠的成名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被毁于“文革”。
不久，我毕业了。在教会办的弘道女中教美术。大概因我在戏剧界太出名，以为我可能属“交际花”之类的人物，校长本对我不放心，也不欢迎。但因是之江大学校长（他与我父亲是好友，深知我的底细）的介绍，不便推却。只能提出很多条件要求我，我全部应允。在弘道中学，我的教学课除了教六个班中学和四个班附小的美术外，还有两个幼师班、另外还教一个师范班的国语对话，共计11个班级的课。除此外，我还带领学生开展许多的课外活动，曾演出过一次京戏《三娘教子》，学生们本不太懂京戏，我那时是杭州的名票友，于是她们都跑来看“新奇”。我还曾为她们导演过一出话剧，并参加了当时杭州的一次大型集会，在西湖大礼堂演出，布景还是借“艺专剧社”现成的，沈长泰也来义务帮忙，演出效果相当不错。
上了一学期课后，校长非常满意，可是我却辞职。因我被母校约回，任图书馆职员。主要是艺专剧社需要我，我也舍不得戏剧。校长一再挽留我，直到介绍吴玉仙继任后才辞掉。在弘道仅教了半年，从教学效果、课外活动、教师范班国语等一系列活动中，校长从开始的不信任到后来变成再三强留、坚决不让辞职，真是难得啊！
在弘道女中教课期间，开渠常常在我下课时来学校接我。他这种举动，本出好意。可我怕校方碰见，生出闲话，不要他来。然而，他为了不使人注意，常是躲到一边，等到我走出校门才迎上来。我当时很不满意他的这种做法。有一次，天色将晚,还下着雨，校门外已没人了，我出门走了几步，忽然后面有人叫了一声，回头一看，浑身湿淋淋的开渠很高兴地跑过来，手上拿了把未打开的雨伞。我惊奇地笑起来，问他：你的雨伞为什么不打开？他也笑着说：忘了！他这次的行为，使我感动了，一般的感情是不会如此表现的，但他从来也没向我提出什么要求，只是常找我希望做个好朋友而已。
1936年春天，我回到艺专图书馆工作，是和李朴园馆长同一工作室，开渠差不多是每天必来找李朴园，他们原是老同学，见面名正言顺。我为避免嫌疑，当他来时，我就离开到阅报室读报，可一抬头又见他在我面前，我立即又退回图书馆，不一会，他又回来，李朴园问他是否有事，他笑着点点头，直坐到全馆人都下班。我等到最后锁大门时，开渠才跟着下楼，忽然见他抢到门口挡着不让我走，要接吻，我狠狠地推开他，生气地骂他无礼！他遂即表示要求结婚。我拒绝他并告知我早有对象，是我表弟，无法改变，他听了有些难受的样子，低下头慢慢地说：不妨事，请我考验他们俩对我的感情，谁最真诚，再做决定，但求我不要拒绝和他的往来，即使他被落选，还可做为好友往来。我同意了。其实我和表弟的情感是从青梅竹马延续下来的，他在清华读书，我在杭州艺专，分居两地，多年不见，毕业后他的工作地点在南京，我在杭州，仍难见面，只靠经常书信往返，继续情感，他年轻、一表人才，我知道有许多女孩子喜欢他，因此我也不放心他的情感是否能长久地维持下去。记得有一次他和三哥在上海相遇约共餐，不料俩人同时染上伤寒，三哥有人照顾治愈，他一人住院久久未愈，我不放心，征得母亲同意，亲自到南京医院看望，殊料他已痊愈，正准备出院，于是同往他的住处扶轮社招待所处，这是归国同学会的组织，是当时规格和价格都很高的住所，规定很严，外人不可随便留住，他当时的工资很少，我觉得他太浪费，生活过于奢侈，与我的想法不同，又不便提意见，总有些靠不住的担心，从此，我不主动给他去信，接他来信，我才复信，说明我们虽不断通信，仍属相互考验阶段，这是开渠知道的。有一次表弟来玩，晚饭后游西湖，不得不要开渠暂避，后开渠告知，当晚他曾到饭店和西湖边窥看，我们的行动觉得很平常，相信我没骗他，但我从未对表弟提及与开渠有来往。当华北沦陷时，四表弟忽到杭州说三哥叫他来三嫂（指我）处暂避，得知开渠已占先，他哭了，他同情三哥还不知情。我思想很矛盾，无言以对，只得安慰他：我们仅是好友往来，并没任何决定。想来他会转告他哥哥，可是他哥仍来信并寄来在长沙的地址，嘱我去看他。
当开渠刚回到艺专时，曾一度谣传他曾追求过两位女同学，其中一位是“皇后”（当时这同学较开放，与许多男同学往来，看不惯这种行为的人就嬉称她为“皇后”），我曾追问过开渠，他绝对否认，但坦白自己曾追求过一位青年女画家，后因这位女画家有很多男友往来，对开渠很冷淡，开渠就主动退出了。回忆我和开渠最初接触阶段，相互都没话，干巴巴地对坐着，实在没趣，心想没话快离去吧，每次见面总希望他快离去。有一次他无意中谈到文艺方面的话题，我平素不喜看理论方面的书藉，所以这方面的知识不深，但喜欢听。他见我注意到他谈到的内容，很高兴且益加认真、细致地讲述，我也很注意，有时向他发问，不觉渐渐有了交流，也知道他的文艺修养很深。和他交往得益不少，他人品又好，且很真情，从此往来渐敢于公开。王子云先生留法回到艺专工作，见开渠和我往来密切，要丘玺（同学）转告我：开渠已有家室，丽娜千万别上当。我一听说后，火冒三丈，觉得受骗了，以自己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戏剧界为人的声誉都是极高，怎么忽然变成我从来最反对的第三者，破坏他人幸福家庭，若真是这样，以后还有何面目见人？我立即找开渠评理并提出断绝往来，开渠象被一声霹雳吓傻了！经详细了解和他耐心解释，方知他没有骗我，他是怕我一时不能接受，等遇有机会时慢慢告诉我—-原来的婚姻是封建家庭包办，毫无感情可言，且很早就离婚，手续也清楚。我半信半疑，提出要证明，他立即去信要父亲亲自来信证明，既如此我只好同意，但对他讲在证明未到前不许来见我，他同意，果然约一周内没来过。后听吴玉仙说：开渠的车夫奇怪地问她，不知开渠近来有何心事，每天来接不下车，要他围着图书馆大楼周围来回转，仍然不下车。这情况我明白，我笑了！约一周后，开渠高高兴兴地拿来他父亲的信，不单证明婚事早已解决，知道我的情况，他很高兴，决定当我们结婚时，他要来定亲并主持婚礼……一场风波就此结束。
“八.一三”事变后，有一次杭州遭敌机轰炸，从上午警报开始，直至晚10点才解除。在晚11点多，门铃响了，迎面进来的却是开渠，他气喘吁吁的说：“上午就出门往这边走，半路被警察拦住，关进既小且黑的屋里，其中已挤满了躲警报的人，直关到解除警报，出来又找不到车，一直走到现在才到达，你们都平安，我就放心了，现在太晚我不多打扰了，明天见。”说完匆匆忙忙就走了。我当时心里暖呼呼的：他真是个好人，难得！
我母亲对我管教较严，我很怕她，而我父亲却是个极和善的人，我当年还是他老人家亲自接生的，所以他最宠爱我，从不过问我的花销。我和开渠恋爱后，有一次，他和开渠开玩笑说：“丽娜最会花钱，进了大新公司（当时有名的百货公司），手上的钱不花完是不会出来的，你不怕吗？”，开渠也笑着说：“那很好，省得将钱带来带去的麻烦。”我还认真的对他说：“我的脾气很不好。”，他回答：“我是一团棉花，软硬都能接受，那怕是一块铁，也同样能承受。”在日后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共同岁月中，他对我备加珍爱，从未对我红过脸，我也为他做到能牺牲一切，我们一辈子都是相亲相爱，荣辱与共，谁也离不开谁。困难时彼此依靠、支持，欢乐成功时共同分享、彼此关爱。
我俩往来，本来得到母亲同意，因她愿意让我留法学习，如得开渠同往保护，更放心。不料“8.13”后，杭州形势吃紧，父亲被调往嘉兴城驻守，与军队司令联合，确保沪、杭、甬铁路全线畅通，使军用物资、伤兵撤退顺利进行。日机在白天差不多是整天轰炸，嘉兴几成废墟，父亲和所有铁路工作者，白天躲进防空洞，轰炸声甚过雷鸣，使人无法入睡。将入夜，立即全线抢修，必须在天未亮前，能让军用物资及伤员全部顺利通过，虽远近路程均有专车、摇车往返，作为六十开外的老者来说，的确是过度紧张强烈的操劳。真难为他，坚持到全线撤退，将近两年整，回到汉口时，满头白发，面容干瘦，变成素不相识的老者，我表扬他不愧是位老英雄，爱国者。战事日渐紧张，杭州人心煌煌，均准备逃难，父亲嘱咐全家内迁，但他不能擅自离守相送。二哥工作在绍兴，母亲决定先迁绍兴二哥家暂住，我和母亲、小弟即时准备过江，开渠送至江边分手。当夜12点过，忽有扣门声，门开见开渠提一小皮包到来，说杭州满都是逃难人群，艺专也打算搬迁，此处亦非久留之地，应即早撤离。母亲和兄嫂商量，决定迁往汉口大姐家，但二哥是铁路工程师，不能离职相送，这老幼一家不能没得力人伴行，正为难间，开渠毅然答应保送。我想他自己的家还没安顿好，怎能行？他说他已略整理了，大门锁上，随他去吧。他为我自愿舍弃一切的感情，使我深为感动。上车时，见车门满挤乘客和伤兵，别说老人小孩，即使是男子汉，也要费大劲才挤得上。幸喜二哥差了六、七个筑路工人，事先从车窗跃进占上几个坐位，然后将我们一个个从窗口下托上拉进，总算全部上车。这一行除母亲和我及达权弟外，还有二嫂抱了刚满两岁的小侄子，外还有一小姑娘（佣人）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堂弟弟，坐位不够，轮流换坐。此时的伤兵无人管，气势汹汹，稍不如意，提起拐棍就打。我们都害怕，幸有开渠在，很当心也很担心的直到南昌才松了口气。在南昌有我堂哥接应关照，到站后接往花园饭店，拟停留一天再转往九江乘飞机赴汉。头晚，开渠想到他只能送上飞机，即将分手，何日再见很渺茫，希望我还是回艺专，藉此向母亲要求同意我们的结合。我也认为离开艺专，无工资收入，家中人口如此多，大姐负担过重，不是长久之计，我回艺专，月薪虽不多，至少可减少人口的开支。母亲对我的婚事看得很重，认为不能草草决定，经过多少次求婚者被拒绝，现在兵荒马乱，又在逃难，更谈不上办婚事。开渠求二嫂代求情，二嫂也同意我们的看法，向母亲劝说：他们俩感情深厚，开渠为人可靠，应促成婚姻。母亲经过细想，认为在理，勉强答应。次日转赴九江，此时乘客都坐飞机，轮船反易买票，一家人当即转由水路上船出发。我和开渠回旅馆，遇到他最要好的同学李有行，提前离校为学校寻觅避难校址。雷圭元的妻子随李有行一起的北平艺专教员等住在庐山顶上暂避，她正想找伴回杭州艺专，便约我们带她同回杭州艺专。次日早晨，我和开渠上山，见到北平艺专的教师常书鸿、庞薰琴、秦宣夫、王临乙等，约同雷圭元的爱人下山转往南昌，半路还遇空袭，急忙下车，到田地躲避。及回到南昌，街边有些房屋被毁，堂兄陪我们找旅馆，只找到一间极小的房子，四人挤在一张板床上，门都关不上，勉强度过一夜。次日上街时巧遇同事，方知学校先遣队到了江西龙虎山上的寺庙内，当夜土匪扣门问艺专是否已到，同学们听说后非常害怕，次早即下山另选校址。学校本认为暂避一时，故最早是迁往诸暨暂避，不料敌军一再深入，诸暨也将沦陷，不得不改迁金华，也觉不妥，就想深入龙虎山，岂料又遇匪徒。最后决定往江西贵溪，林风眠与该地天主教会商量入住，我们在南昌等候。住旅馆，恐遇伤兵闯入，故暂住进法国医院，等候校方的确实地址才直奔江西贵溪。在贵溪整住一月，无教室，未上课，仅“艺专剧社”（改称艺专抗日宣传队）露天公演了两场改良京戏，由李朴园编写的剧本，我也参加演出。
战火中的塑像
此时已明确，战争非短期能结束，贵溪也非久留之地，决定先转长沙，于是整装出发，到了火车站，此时站内已有很多旅客，加上我全校百余人，拥挤不堪，在客站整整等了四天未等来客车。许多人吃、住生活全在一处，脏臭不堪。学生们忽找到两辆空闲着的专车且是头二等的花车，高兴地找站长商量借用，原来这是准备给张发奎逃离时用的，但他却改乘汽车离去。站长同意借用，全校师生高高兴兴搬上车，舒舒服服地安顿好，可是一连四天仍在贵溪站，一步也没动。在贵溪的时间，一切消息来源都来自同学姚继勋自制的小收音机。甚至当地政府也全靠它。这时还时有警报，大家上上下下地躲藏，十分麻烦。同学们又围攻站长，才知道是军车司机不愿带。后站长想出花招，利用红绿旗指导发车信号办法，使司机不知不觉中竟将花车挂上，站长再三劝说，勉强将车带离贵溪，始得到达长沙。
在长沙，等候教育部的指示。没教室不能开课。“艺专抗日宣传队”曾在此义演了两天，我全部参加。在长沙我曾找过表弟，他正在讲课。见我在窗外，时已十一点过，即下课约我相见。饭后回住所，途遇开渠乘车路过即下车。经相互介绍认识，彼此并未多说，但很有礼貌。我只能左右应付，大家都有些尴尬，好在很快分手。我和开渠回住所。开渠虽有些不自然，但没有责备我。这是他俩初次见面。此后，在我们结婚前就再没见过。
在长沙停留不到一个月。教育部令转往湖南湘西沅陵与北平艺专合并为“国立艺专”，并成立校务委员会，取消校长制。以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为主任委员。北平艺专校长赵太侔为副主任委员，常书鸿为委员，李有行为教务长。
北平艺专教员约十人，学生十余人，总共不足三十人。他们轻装离开北平，先我们到达沅陵且已安置妥当。而杭州艺专则是全校教职员工百十人，携带教具、钢琴等教学物资，浩浩荡荡到达沅陵。教室、学生宿舍均安排在沅江东侧分散到各处。教员宿舍自行解决。我们走访北平老友，见庞薰琴一家住得比较好，常书鸿与王临乙合租一老太的堂屋右侧前后两室。雷圭元太太很快和房东老太商量好，将左侧的厨房租给我们。于是，我们将厨房改装后开始生活。
两校合并，实力雄厚，应是“新艺专”迅速发展的好起点。不料无形中分成两派。引起派系不和。当时双方不和的起因似乎是北平艺专有“夺权”之意，杭州艺专有“敌对”之举。这对我至今是个哑谜。总之，不单两校教职工不和，学生也闹得更凶，甚至学潮兴起！
此时，林风眠所带的经费已用尽。看赵太侔曾有大批款项，故向赵求援，不料，遭到拒绝。实无奈，林风眠再度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却下令解散委员会，另派滕固来任校长。滕固到任，首先开除一批教员，有林文铮，蔡威廉，陈芝秀等等，其中也包括我。理由中有一条是“夫妻不能同时留用！”。我自到沅陵，主要的工作是编辑《毕业同学录》，过去的毕业同学录都是以相片为主，文字付后。但沅陵是个小城镇，只有一家极小的照相馆，价高且照得不好。我深思熟虑后，改用速写代替相片，文字付后。这种形式的编辑还是艺专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大家都赞赏，我也很高兴。正在此时，接到被辞退的消息，且是“夫妻不能同留”的理由，我很生气，觉得非常不光彩。我本想立即离校。但暑假前“艺专抗日宣传队”已接受了当地报界发起义演的邀请，由李朴园主编剧本《伟大的女性》，内容是华北汉奸殷汝耕被刺的事实，据李说他是根据我的演技联想起这内容而写成的，因此主角非我莫属，经李朴园再三留我公演完再离沅，我只得勉强留下。殊料滕固看过公演后，很感动，知道此剧的成功主要靠主角，李朴园趁机与之商量，此剧全靠主角所带动，没有深厚的演技基础，不能胜任，程丽娜离去后，则无人能替代，滕固觉得在理，立即留我任戏剧指导，于是我就留下了。我一直庆幸我演了这个主角，才能婉留下这份工作，否则我将与开渠分居两地，将来生活的变动，真不知是何状况。我的留任也可说是我们后半生的转折点，这一切应感谢给我这次演出机会的李朴园及他创作的《伟大的女性》这个剧本。我除第三次回艺专工作是由校聘为雕塑系素描教师外，其余两次的回任皆因“艺专剧社“的需要。
在沅陵不到一年，开渠在那还曾留下一座比真人稍大的的群体浮雕，但未完成，实在可惜！这是沈从文的大哥（沅陵有名的绅士）商得“湘西王”的同意，建造一座以抗战为题材的七、八位军人全身浮雕。为此还特为开渠建造了一套带宿舍的工作室。虽不讲究，但宽广，适用。泥塑已大体完成，只因当时局势紧张，长沙吃紧，沅陵也非安全之地而未能善始善终。学校当时正考虑另觅地点搬迁，而我又产期临近，势必先行。巧接徐悲鸿及熊佛西两位来信，同时介绍开渠赴成都接建抗战牺牲的王铭章将军骑马像。得滕固同意，准予先行，且嘱在重庆代为寻觅校址待迁。于是在长沙大火的前一天，沈大哥购得长途汽车票，并与卢鸿基、罗工柳同学送我们出发。未到贵阳，途中见报长沙大火。沅陵的长途汽车全部停驶。后闻学校多方寻找，只有两部卡车，先运送女生及少量物品。其中一车半途还遇土匪抢劫，女生的大衣、棉袄等物均被劫掠。仅剩单衣、单裤，一直忍冻到贵阳。
路过重庆，只拜访开渠的好友吕斯百。在1938年底，到达成都，有我最要好的同学张茂华到站迎接并暂住她家。开渠很顺利地接下王铭章像。按时价计算除一切工料外还能略剩少许。但是必须一次顺利完成一切工序，早备齐铜料。否则到后来价高数倍，后果不堪设想。
成都较上海落后许多，对雕塑的认识几乎是张白纸。在这儿开展雕塑工作，只好从零开始，最起码的粘土都要亲自下乡去找。虽有木工、铁工，但从未见过三脚架、转盘，样样都得亲自画设计图还要从点滴加以指导。有时连石膏粉都要到山区采购运回，自行加工。朋友见到我们从头到脚落满石膏粉的狼狈样，开玩笑说：你们开面粉厂啦。这些都不算困难，唯有翻铜，才真是太困难。兵工厂、造币厂，这里全有，甚至还有大小的翻铜厂可以翻出很精致的工艺品，唯独不知如何翻雕塑。所幸开渠对这方面略知一二，但也没实践经验，怎么办？只有高薪聘来翻铜老工人，开始从头研究，先翻头像，一次失败，从头再试，又失败，再改进，反反复复多次失败。开渠倒没失掉信心，而老工人却想打退堂鼓，他们觉得开渠要求太高，有一点缺点只须修补即可，何必定要一次完整无缺，一次翻成实在太难了。他们自愧无法胜任，领取高薪，心不安，经开渠细心劝慰，再三申明这是研究性质，是以完满无缺的成果为准则，花钱多少、工作时间长短，都在所不惜，必须耐心研究，直到成功为止。工人们明白后，才安心工作，后来终获成功。
当时没有现成的铸铜厂，就在省立女校原址，即我们借住的宿舍前的大花园之一角，搭上竹顶蓬当工厂。开渠找来若干大城砖，砌成两座大熔炉，附带两个大风箱，每座八人，分成两组，共16人拉风箱。在两座大熔炉中，留出能容下骑马像的大坑，这就是开渠独创的土制大熔炉。此时成都几乎每日有空袭警报，炼铜水必须烧八、九个小时，只能在傍晚开始点火。在开始点火的那整个晚上，大家都提心吊胆，只听风箱不停拉动的声音一声声响着，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里。开渠更不必说，他似乎失掉魂一样，整晚从工厂到宿舍来回地走不停，不知哪里才能安心地坐下，神气紧张且疲倦。我虽也紧张，但无可奈何，只能尽力控制自己去安慰开渠，劝他不必过于担心，只要工作进程时时处处安排得周全，谅不会出差错。我劝他稍躺下睡片刻，他哪里睡得着，连坐都坐不稳，就这样坐卧不安地整整熬过大半夜。约凌晨三四点钟时，开炉放水，只见铜水顺利地流出，大家几乎都不敢呼吸地看着。这次铸造王铭章铜像，对于我们在经济上事关重大，如不能一次铸成，随即破产。因而我俩本就提心吊胆注视着，忽听一声爆响，只见一条火龙飞出丈余高，很像烟花怒放，五光十色，非常漂亮，厂旁的一棵大树被烧焦了一大半，完了！！大家都傻了，我好像全身发软，没有气力，忽想到开渠，他更甚于我，我急忙走向他，他失魂落魄，有些站不住，大家也都过来扶他坐下，同情地安慰着。开渠倒有气无力安慰我，慢慢地说：没关系，别着急……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啊！心爱又可怜的开渠，我真不知怎样才能扭转这不幸的局面！！
幸喜工人们都没受伤，只有些人的衣服上被溅出的铜水烧破了几个洞。铜水喷尽后，变成一条很长的铜柱，很烫，无法即刻检查。此时大家都相互注视，不明错出自何处。沉默一阵，开渠建议大家回家休息，明天铜柱冷却后再详细检查。当晚开渠包括大家都没睡好。第二天，经检查发现，出气管破裂，铜水由此喷出，原因是临时工的失误，他未能将出气管道的沙模砸结实，被过热的铜水冲破所致。一次小工的疏忽，竟造成偌大的损失，好在铜水已灌满至马肚的上半端，以后只须从马腹部往上接就可以了，不过这样也须花一大笔钱才能完成。无奈钱出自何方是难题！除重翻铸费外，还有工厂开支、家庭生活，处处都是“钱”的问题，只得将家中一切能换钱的都变卖。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成都被轰炸，虽仅一次，而在我家偏偏落下一枚杀伤弹，炸死两人，其一是女厨娘，另一是军队派来工作的战士，我全家躲下壕沟幸免于难。房屋及工作室虽轻微受损，部分作品却被插进玻璃碎片，衣箱外表有许多小洞，其内的衣服却是大大小小许多洞。门、窗全关不上，当天除开渠和一男工留守外，我带孩子住到哥哥家过了一天，家中安治好，我们才回来。这一段时间，我们真有“山穷水尽”之感。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重庆国立艺专每学期都发来聘书，我们因有工作没接受，现在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了。我们将全部存款、全部首饰和借得的全部财产，都投入到王铭章像的结束工作，回到重庆青木关国立艺专任教。在塑王铭章像翻石膏阶段，有人介绍某县小学教员（曾是艺专第二届雕塑系毕业生）罗某月薪仅二十余元，开渠首先同情他的遭遇，又认为仅一个暑假，时间不长，故同意。殊知暑假后，他不走了，因得一百元薪金，就不想离去，开渠同情他的遭遇，就勉强留用。殊料半年后他忽然辞职，说是接到三千元的稿费为一老太太塑像，开渠还安慰他说能得有机会独立工作，这是好事，请安心去吧。过了一段时间工作室的老工人对开渠说，罗某不是为老太太塑像，而是为刘湘作骑马像，并说本有人是来找开渠接刘湘像，恰巧我俩全不在家，是罗接待的，他和来人密商说开渠要价过高，他是开渠的学生、助手，一般情况都是他先塑好，再由开渠加以修改，这像他可以低价接下，塑后请开渠修改，岂不等于开渠所作……经他们商议，刘湘像就被罗抢过去了。这番话我们半信半疑，估计他不可能这样没良心。又过了些时，传闻罗不能胜任此工作，请来另一位同学蒋某帮忙，泥塑工程完成，但翻铜却失败，刘湘像的背上翻破一大洞，将就补上涂上铜绿色交工了。经天长久晒后，大洞显露出来，皆取笑说刘湘主席穿的是补丁衣服，成为当时群众的笑柄。但当时罗却是华服包车，阔气十足，开渠仍是贫困交加，几致倾家荡产，如不是他对发展雕塑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他的工作是绝对坚持不下去的，也经不起“经商致富”的魅力所引诱。解放后，罗曾来看开渠，并轻描淡写地致歉，开渠不但没责备他，反而加以安慰：“都是过去的事了，不必介意”。我从旁听见，非常不舒服，若不是他的作为，我们何致吃那么多的苦头，甚至倾家荡产！若我们不同情而留用他在工作室，也不会发生这件事，真是恩将仇报。不错，“统战”工作更重要，但也应该让他认识到他已往损人利已、不择手段的种种行为不可取。是否我的度量太小，还是开渠的做法正确！？
1941年，回到重庆青木关国立艺专，当时教职员的住处皆由各自解决，好在朱培钧已毕业留校任雕塑系助教，他为我们租下一户农民猪圈顶上的储藏室。那里是处于深山公路旁，仅有这一处距校稍近的唯一农户，虽然臭味熏人难以忍受，但住久也习惯了。此时我也就任雕塑系素描助教。该系学生不多，我们的课也不多，深山中也无多去处，便有暇和房东农民经常闲聊，情感渐渐深厚，相处融洽。这家农民除老人外，年青人天天都下地干活，女人背着孩子还操持家务，看上去他们似乎很辛苦，然而却很乐观，常常笑咪咪地待人。这给久居城里与农村生活互不相通的我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觉得农民的情感很丰富，应是雕塑上的好题材，只惜当时没有工作室，无法雕塑，但这种想法始终保留在开渠脑中。
在青木关仅住了一年，艺专校长吕风子换陈之佛任校长。陈本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不愿离中大到青木关工作，故将艺专改迁至沙坪坝的嘉陵江对岸五六里远的黑院墙为校址。那里的居民更少，幸我的二哥在中央大学工作，他租住在沙坪坝刘家坟的祠堂内，嘱我先借住到他家，因他不久将调往甘肃天成铁路工作。二哥离去后，我们已在此久住多时，房东就不会赶我们走了。
在沙坪坝住了三年不到，开渠在这间卧室兼工作室内塑了三件作品，参加了在重庆举办的第三次全国美展，其一是一件非常美丽而纯真的少女头像；其二是一喂奶的少妇半身像；其三是一只大母兔居中，三只小兔紧密地围拢着母兔的一组小群雕，开渠笑对我说：“这是我的一窝小白兔”。可惜这三件作品，在我们离开沙坪坝时未能带走，遗失了。另还有徐悲鸿赠开渠一张画“猫”也未及带走。在美展将开幕的头一天，开渠先到重庆帮忙，嘱我第二天进城，可是在当晚夜半腹痛，二哥急忙去请医生，医生还未到家，小沙平竟不足月提前出世，非常顺利。下午，开渠急忙回来问情由，原来如此，他大笑着又走了。
住沙坪坝第二年暑假前，接成都市长余中英来信，非常诚恳地约开渠到成都塑建《川军出征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们仅有材料费，其余盼开渠捐助。这种极有意义的工作，开渠绝不会拒绝，但有个条件，就是不允许任何人参加任何意见，完全按开渠个人的思路安排。达成一致协议后，开渠立即起程，准备在暑假内完成回校，我当时有课，不便同行。
在成都的工作室，仅是一间既小又狭的小平房，顶上揭除几片瓦，换上几块玻璃，下面就是像座，中间放了一个两屉桌，工作、吃饭都靠它，其后放一木床，供休息、睡眠用。一切的工作、生活均在此室，天气再热也无处洗澡，吃饭打水均亲自到食堂领用，在这样极其简陋的生活条件下，他毫不介意地全神贯注在工作中。这时开渠脑子里整天全是英雄的各种英姿在闪动，很快小稿决定，放大的整体也基本完成，唯独脸部勇猛、坚定的表情特别不容易表达，修改再三，他拿起手镜对照自己的各种表情，最后下决心挖掉两眼珠，成了两个黑洞，远远望去：正是非常深沉地注视前方的感觉，这是一般雕塑作品中从未见过的做法。这座像又称《无名英雄纪念像》立于城东大街的十字路口正中，得到群众、专家们的高度赞赏。这是开渠成功的代表作之一，惜毁于“文革”。
1964年原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回国时，曾被约见，当时他告知，抗战胜利时他出任联合国文化专员时曾带出《无名英雄》头部，并赠送英国某博物馆，当时正是“文革”，未听清博物馆的名字，也不敢多问，后来再想问时，他已去世。
当《无名英雄》像尚未完工时，又接到作孙中山座像及尹仲熙座像的邀请，工程一个接一个，一时难离成都回重庆的艺专上课。艺专本是培养人材之所，也是开渠志愿所及之一，但校中常被各种拉帮结派的人事关系干扰，使人不能专心于教学工作，开渠藉此决心离开艺专，于是在1943年回到成都，专心雕塑工作。我也因沙坪坝距离黑院墙太远，仅过嘉陵江上下坡就有三百多梯，上岸后还须走五六里路才到达，每次上下课光走路就得六个小时，实在太累。每次下课到家，连饭都不想吃，背着米娜，抱着沙平喂奶。为摆脱这种困境，当然也应跟着全家迁往成都。那时郭有守还是很帮忙，介绍我到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益州女学教美术。这边也是因空袭，两校全外迁，走路时间同样累人。每周一至六从早七点离家至晚六时到家，耗时耗力甚多，好在那里的薪金是一半现洋一半以大米折付，这样我每月可领到一石五斗大米，其中有一半是好米，就不怕当时大米价格一日三涨。我在外工作了不到半年就不得不停止，因为米娜平日从未离开我，我若外出，她只有紧跟开渠，从不离开我们俩，我们也不放心离开她，这样开渠每天工作就有困难，有干扰。此时正好开渠又承接了李家钰的骑马像，这次的造价稍多，我也就停止外出工作，且搬到红石柱大街工作室较大的住处，也多请了几个工人，开渠能抽出手来塑造他脑海中时常想着的农村素材《农工之家》，《农工之家》是他最成功的作品，是纯粹由他感情深处想要表达的创作，特别是以浮雕与圆雕相互紧密结合。如此完美的创作形式还是首创。抗战胜利后，我们回上海无法将其运回，托付省立艺专代为保管后不知所踪，真太可惜！我们当时很穷，没能很好地将这件作品拍几张相片。幸好我们的朋友彭华士是名摄影家，他为我们拍下了几张相片，留下了一点影子。这真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们刚到成都不久，开渠的老学友赵其文（地下党员）得知后，很快来看我们，并介绍了当地的进步人士，有李颉人、陈翔鹤、周文（地下党员），还有四川大学的教授刘盛亚等等。此后萧军夫妇从西安来了，大家都认为重庆成立了“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也必须有分会。恰巧报载冯玉祥即将来蓉的消息，正好利用在欢迎大会之后立即成立成都抗敌分会。当即筹划周密很顺利。大会推选出李颉人为主委，其他皆为理事。很快发展了许多会员，且经常集会。有时还借开渠的工作室开会。记得有一次晚会就在工作室召开，萧军非常高兴并主持了整个会议。他选了苏联的一个小闹剧《求婚》；演员仅两人，一男一女，很简单，但全是老而未婚者。端木露茜愿演老处女。但男老汉找不出人来演，萧军点了我的名。–我怎会演老汉？不行。萧军的根据是我唱京戏是演老生，老生即老汉，能相通！这似乎在理，我决定试试。剧中内容我记不清了，似乎是老汉对老处女看不顺眼，很傲慢地千方百计刺激她，老处女当然不服，猛烈地反击；相互闹得不可开交时，老汉忽然下跪求婚，老女人也装成娇滴滴的样子半推半就，然后就闭幕了。大家哈哈大笑一阵。此外还有唱歌，朗诵艾青的《火把》等，热闹了一夜。过了一段日子，萧军去了重庆，周文来聊天，本想午饭后离去，但刚吃了两口忽然放下筷子说：有急事差点忘了，便匆匆走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文联会也渐少召开，有时李颉人请到他家吃饭后召开过。陈翔鹤不知何故离了学校教学工作，改为经商。不知是否因时局有变？我没参加文联，具体的情况不知。
当时因开渠做孙中山像把家安在教育厅内，而教育厅人员为躲避空袭全部迁往郊区，厅内全部空屋均可作为宿舍，不必交租。因此，住房宽余。这时我家虽不富裕,但有了偌大的房子做据点，许多文艺界的老朋友和穷朋友都喜欢来我家相聚，我家那时成了大伙常常聚会、聊天的好地方。首先就是吴作人离中大去西北写生回到成都后，看我们住得很方便，就搬来合我们同住，音乐家马思聪夫妇、木偶专家余所亚也住了进来；住在街对面留法同学会里的关山月夫妇和黎雄才，他们本自己开伙，可是影响工作，而我家加上助手、工人，人多，就请有专人做饭。这般朋友就都一个个进到我家搭伙。大圆桌上天天满满的一桌子人。尽管只有一荤一素一汤，没有好菜，但饭可尽量饱吃而且免费招待。每天两次相聚就餐，大家高高兴兴高谈阔论、哈哈大笑地同过了一两个月的快乐日子。我还为他们组织了伙食团，请女工为他们做饭，洗衣等。这才安顿好他们。
我家无形中也成了外地来蓉的穷艺友的聚合点。家中常是贵客迎门，热闹非凡。南京中大的教授傅抱石，到成都就在我家住了近半个多月，每天喝酒畅谈，他还主动在我的小画册上画了五张风景、人物画，我至今还保留着。另一位教授秦宣夫也来到我家，为我画了一张油画肖像，我十分喜欢这张画，可惜文革中被毁。关山月更是和开渠很默契投缘，常在一块闲谈，他们的真挚友情一直延续到后来也没间断过，无论开渠到广东，还是关山月来京，无论多忙，总要相见聚在一起。他的夫人更是热情，还认我的女儿为干女儿。后来他在上海开展览会，还请开渠为之写了一篇介绍文章，在《大公报》上发表。开渠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感情很深厚的纪念文章。尽管开渠不在了，但他每次来京，都会到家关心慰问，直至他去世。前年他的女儿关怡来京为父亲开遗作展，还特来我家慰问，并赠西洋参。我们之间的情感是永久的！
当时陈翔鹤也曾介绍著名作家沙丁来我家，因他是地下党，又有任务在身，认为我家比较安全，住在我家一个多月，对外以“张先生”相称。多少年后这些当年的穷朋友们，都成为了艺术界的名人、要人！
在成都还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大概是1941年夏的一个晚上12点过一点，我们都睡下了，忽然保姆送来一张名片。开渠一看，急忙起身说：周恩来来了。我也慌了，想起身，但已来不及换衣，只好不出去。我们和周恩来本不相识，他这次来是要开渠代为转交一密件，是给在成都一位常到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每月一次的“转转会”（专门招待外地在成都生活的各界名人的高级宴会）中的一位客人。他这么信任开渠，是因为听许多人介绍过开渠的为人，并且欢迎我们去延安，如果我们介绍朋友去，他也同样欢迎。开渠为此考虑了很久，与我商量，觉得目前这里的环境不好，去了延安可能会好很多。但这样做势必要永远放弃雕塑，这是他决难舍去的。好在周恩来说过，留在成都也有必要，这里也需要有人为革命工作。于是，我们就没去延安。
后来。王朝闻去了延安，就是开渠写的介绍信。萧军从重庆去延安路经成都，在我家躲了一整天，晚上和他的妻子王德芬及孩子同朋友会合后才上路。
开渠虽对达官贵人从不奉迎，但总的来说，决没架子，所有来访者，一律接见，有求必应（除实在做不到者除外），对青年人尤其关注，尽量满足、解决他们的求索。他常说：青年人须有人提携，只要帮一把，可能对他们的前途会顺利得多。他以自己的经验来比喻！若没有王子云先生的指导，没有蔡元培先生的帮助，他就没有今天，所以每逢青年人找来，他不但不拒见，反而很耐心、热情地为之解答各种提问，可是他对某些有权有势的人，就疏远了，他看不惯他们的架子。
他在教学方面是非常严格的，要求学生对他的教导必须按要求做到，他决不重复。因此，学生对他的严格要求既尊敬又害怕。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个助手（学生）闲谈得非常热闹，开渠忽然进来，不一会，一个个都慢慢溜走了，开渠奇怪地问：怎么都溜走了？我笑着回答：你太严肃，他们都吓跑啦。他笑了说：我真有这么可怕吗？其实也有几个同学对他像好友相聚似地攀谈，如王朝闻、卢鸿基、梁洽民等，因他们深知开渠的人品，以及他对文艺方面修养的深度。他们彼此间已结下深厚的情感。
1945年抗战胜利，皆大欢喜！谁不想立即回上海，我们无钱无势，只能耐心等待。恰巧有个戏迷想认识我，找到我的同学徐德先为她介绍，我俩就经常在一起唱戏，她的丈夫时任上海工务局第四工程队工程师，经他介绍，上海公务局长赵祖康邀请开渠回上海任园林局技正。虽专业不合适，却让开渠在上海有了落脚点。开渠即刻就得起程到重庆转机。那时的重庆，水、陆、空所有交通异常紧张，特别是飞机票根本买不到，又只好安下心来等。可巧文学家端木蕻良因有急事走不了，就将飞往上海的机票让给开渠。谢天谢地！开渠一人先行到上海。我母亲和姐姐都在上海，开渠就住在他们家。而我则带着孩子们继续留在成都收拾行李，安排包括工作室的全部事务，所幸有得力助手汤维枝（艺专绘画系毕业的学生）全权负责，曾参加翻制王铭章像的年青工人也合力完成了李家钰的骑马像。我将工厂的全部设备赠与他们，至于所有的雕塑，无法携带，只得找到可靠且愿代保管存放的地方。这两件最重要的事都安排妥当，我们可以出发了，似乎松了一口气，其实更困难的事正等着我们。我一人要带着三个孩子，最大的微娜不满7岁，最小的沙平不到四岁，老二米娜又是残疾，随时须抱着。多亏我二哥派来从天成铁路运送物资的大卡车，去重庆路过成都之便，特来接我们同往重庆。真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还有助手汤维枝，我们高高兴兴地一同登上卡车。另外朋友彭华士一家三口，也跟随我们卡车同行，到了重庆也住在天成铁路办事处候船南下，彭华士是位名摄影家，在成都很大的一家照相馆工作，当时照片并不普及，且价格昂贵，我们是照不起的，他对开渠的作品很重视，差不多主要的作品他都主动无偿的拍摄相赠，幸得他的帮助，才留下开渠部份作品的形象，这些像片非常宝贵，否则经“文革”的一扫，开渠竟成为一个无作品的雕塑家。
这一路本是非常艰难的行程，我一人带了三个孩子，和全家的行李，虽有助手一人相助，但船行三四天，其困难不可想象。真是天保佑，此时该飞的人都飞走了，船票却难买，因行李全部都等船运，船票又紧张，而飞机票却易买到，因此全部行李由助手等船，我们另乘飞机先行，行程只需一天，方便多了。那时上飞机对带多少行李没有限制，于是我全家人都尽量穿上所有能穿的衣服，我除贴身毛衣外，长棉袍又加上冬日大衣，满满厚厚的一身，米娜六岁，身残，必须我抱着，沙平四岁，我左手紧紧地拉着她跟着走，只有微娜独自一人还提了个小包，这真是拖儿带女，步履维艰。我们翻过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山地，才坐上一架无货的运输机，起飞时还平稳，途经武汉时，气流的变幻，使飞机忽上忽下地波动，几乎全舱人都吐了。我更止不住地吐，胸前放一纸袋，左手扶着米娜，还提一小纸袋，右手扶着沙平的头部，她也提一小纸袋，只可怜小微娜没人管，自己拿着纸袋。那时我的心情真难以形容。整整坐了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上海，姐姐和开渠来迎接。我到家看到墙上挂着去世父亲的遗像（是身份证放大的），心情无比的伤感。当时只能留住在母亲的房间，共住了母亲、弟弟和长住我母亲家的陪嫁丫头（我们称她为鲍姨妈）和其女儿，连同我一家五口，小小的房间共住九人。母亲把床让给我五口睡，她睡在早上拆晚上搭的长书桌上，弟弟每晚架上行军床，鲍姨妈母女每晚睡在地板上，虽然太挤，总算有了安身之处。在上海租房子，首先要金子抵押，我们想都不敢想。开渠后来想尽办法找到公园的花圃，那里有一排平房是存放工具所用，前面有很长一排化粪池，臭味薰天，园林管理局答应让我们改为住所，于是我们要了五间，装上地板，作为简单的住宅和工作室，倒也安定合用，只惜朝西，夏天西晒，热浪和粪臭味一起袭来，也够人受的，在此我们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