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
学术支持：神州版画博物馆
主办单位：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馆
协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特别鸣谢：浙江美术馆四川省图书馆
展览地点：四川美术馆 1F-1、1F-2
展览时间：2017年3月28日-4月11日
由四川省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协办的“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10点于四川美术馆开幕，展期至4月11日共15天。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阿鸽，著名版画家徐匡，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蔡枫，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部研究员蔡萌，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木版画工作室主任付继红，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主任武海成，艺术评论家张颖川等重要嘉宾，以及张漾兮先生的家属出席了开幕式。
《生产支前》木刻 11x14cm 1939年
张漾兮先生1912年出生于成都，是中国现代版画的重要艺术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便以批判现实主义木刻、漫画参与到“新兴木刻运动”当中，至1949年止，其发表于报端，针砭时弊、揭露黑暗的作品多达1500余件，堪称“新兴木刻运动”的骁将和现实主义绘画精神的突出代表。1954年，张漾兮先生领命创立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在短短的十余年任教生涯中，先生先后确立了学科建设的基本体系和版画民族化的实践方向，对中国版画的现当代面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前方欲血抗战》木刻 15x11cm 1939年
本次展览，我馆共展出张漾兮先生作品一百余件，并配合大量历史文献的展示，以先生一生为个案，力求向全川人民展现一位饱含国魂的艺术家、革命家、教育家为中华民族的觉醒、抗争与独立，为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奋斗终生的精神追求与实践价值。
《打石女工》木刻 15x12cm 1941年
《瓦窑工人的孩子》木刻 9x14.4cm 1941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先生在建国以后对我国专业版画教育体系和艺术实践方向的独特贡献，我们特别邀请张怀江、赵延年、赵宗藻、朱维明、李以泰、甘正伦、邬继德、方利民、王超、张晓锋等版画家的作品参展，以他们具有语言民族化及材料综合性的代表作与张漾兮先生的教育理念相呼应，以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半个多世纪以来业已产生的民族化成就对展览进行线索性的延伸，力求以此展现张漾兮先生对中国现当代版画的面貌和实践方向所具有的先锋性历史影响与价值。
《耕“牛”》木刻 10x15cm 1942年
《薅秧归来》木刻 9.5x13cm 1942年
引子
距今已近一个世纪的新兴木刻运动，自鲁迅先生1931年发起便随着中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走势迅速进入高潮。直到1949年，新兴木刻运动的中心，除了生发地上海、共产党所在地延安外，重庆作为抗战陪都所在地，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的文化先锋与社会革新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自古的“大后方”四川迅速被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革命前沿的社会构造推向了历史浪潮的最前端，形成了现代中国非常时期的独特语境。
《葬子图》木刻 13x9cm 1943年
时至今日，当我们再次回望，历史的线索已经越来越清晰的呈现在我们眼前。与当时社会的军事、经济、政治领域一样，在保守与革新两种巨大力量的拉扯、较量下，怀揣着对中华民族现代启蒙的文化自觉，以及唤醒懵懂大众和改变嬴弱中国历史走向的责任意识，无论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抑或是自下而上革命，战时中国的文化先锋们纷纷将自己整个地抛入危难当中，为民族的救亡图存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这其中，新兴木刻运动凭借自身与媒体的密切关系，以木刻、漫画专栏为阵地，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千万大众的思想，同时也将自身定格为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时代号角。
《告地状》木刻 16x10cm 1945年
《成都车码头》木刻 21x18cm 1945年
《整饬市容》木刻 10x13.5cm 1945年
（一）刀锋——新兴木刻的先驱与骁将（1931—1949）
抗战期间，自1937年底迁都重庆，到1946年还都南京，甚至直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四川作为这一阶段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场域，不仅是诸多历史、社会事件的发生地，更是社会力量回应时代、影响大众的主要战场。在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寻到四川人的身影——苗勃然、乐以钧、李岫石、丰中铁、王琦、沈福文、尚莫宗、江敉……他们有的出自鲁迅先生亲自发起的“暑期木刻讲习会”，有的出自专业美专，有的甚至只是有感于时事便自学木刻，但正是这样一批艺术青年的聚合，使新兴木刻最终成为了影响中国现实走向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运动。
《檫皮鞋的孩子》木刻 25.5x19cm 1946年
在我们为本次展览查阅资料时，我们无数次的看到新兴木刻先驱们早已发黄的作品，静静地躺在抬头为“民国xx年”的报刊页面上，而与他们同时出现的，则是一个名为“漾兮”的作者落款。这个名字出现频率之高，着实令人惊叹，与此同时也慢慢向我们勾勒出这些木刻和漫画的主人——张漾兮先生不止于木刻家，更重要的是，一名烽火时代媒体人的社会身份。
《抢米》木刻 22.5x29.5cm 1947年
《人市》木刻 30x38cm 1947年
张漾兮先生1912年12月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小商家庭，原名张国士。1931年新兴木刻运动前后，时为美专学生的张漾兮便自学木刻，并在多次进步运动中将木刻技术运用到讽刺漫画的复制传播当中。为此，先生被学校扣发毕业证且取消留校资格，这样的变化对一个青年来说也许是痛苦的，却无疑将先生彻底抛进了社会与时代的洪流，为其日后成为为民族呐喊的艺术家提供了客观条件。1936年，随着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张漾兮先生开始迅速投身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活动和媒体工作当中。1937年，先生出任《新民报》美编并创立“新民漫画”专栏，并与苗勃然、乐以钧、谢趣生等20余人登报成立抗日美术团体《四川漫画社》并任主要负责人，同时兼任《四川日报》、《国难三日刊》、《星芒周报》的画刊编辑和供稿记者。1938年，先生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兼任《时事新刊》编辑，并于次年与王大化、张凡夫、王朝闻、郭钧等筹建了“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在此期间，《鲁迅漫刻像》、《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加紧生产》、《桂南战役》等木刻作品的出现，显示出张漾兮先生创作风格的初步成形。
《吃大户（饥民）》木刻 24x34cm 1948年
《鲁迅先生》木刻 33x24cm 1948年
《煤矿工人》黑白木刻 29.5x38cm 1948年
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爆发，成为当局扼杀四川新闻界进步力量的导火索，先生因受到追捕而避居乡下，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就是在这样的危机中，先生不仅坚持“一日一画，一周一刻”，更抓住避居的机会广泛搜集创作素材，并继续积极参与新闻传播工作。在此期间，先生参与创办了“战时后方画刊”，开辟“华西画刊”，并先后在“四川日报”、“星芒周报”、“华西日报”、“民众时报”、“捷报”供稿、任职，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在旧中国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情况下，媒体重视依靠漫画、木刻来宣传时事、唤醒民众，先生此阶段的作品《瓦窑工人的孩子》、《耕“牛”》、《薅秧归来》、《运炭工人》等，不仅深深地与民众生活相连，也因此更具有了深刻的现实主义批判性。
《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木刻 24x33cm 1949年
1944年，张漾兮先生得以读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延安解放区木刻家的作品，对他后续的创作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1945年始，先生创作的刀口便有了明显转向，《檫皮鞋的孩子》、《告地状》、《整饬市容》、《苦力》、《怒火》等作品，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无情地将中国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的真实矛盾推到了台前，《抢米》、《人市》、《吃大户》、《八老爷行状》等作品的出现，更进一步显现出先生创作思想的成熟和创作高峰的到来。与此同时，先生也更加忘我地投入到媒体工作当中，他先后创办《自由画报》、《益报》，又为《民众时报》、《胜利周刊》、《工商导报》、香港《大公报》、《华商报》、《文汇报》、北京《光明日报》、美国《新共和》等报刊供稿、任职。至1950年止，张漾兮先生在成都、香港、南京、北京等地二十余家报刊上发表的漫画、木刻作品，据查总量在1500幅以上，再加上其为民族解放和新闻自由作出的努力和抗争，真正堪称新兴木刻运动的骁将！
《祥林嫂》木刻 26x12cm 50年代
今日，我们在四川美术馆举办此次《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其意义超乎寻常。先生一生为了家国民族的事业而四处为家，解放后又领命前往杭州任教直至1964年英年早逝，此次可以说是其一生作品首次以完整的面貌回到家乡。我想，这不仅能让今日的四川人民重新深刻认识先生一生的艺术、人生追求，更将以先生的一生为个案，令当代的观众重新置身于那个烽火年代，体会“新兴木刻”时代的艺术家、媒体人为中华民族的觉醒、抗争与独立，为民族文化的振兴与发展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
《新到的画报》水印木刻 47x35cm 1954年
《歌》套色木刻 45x31cm 1954年
最后，我要对张漾兮先生的家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在先生去世后始终妥善保管其一生的作品，并历经半个世纪之久查阅各地史料，才使本次展览能够拥有如此完整的内容和清晰的线索。同时，还要特别感谢浙江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和四川省图书馆，得益于他们无私提供的借展展品，才使得本次展览更加完整，使得展览所希望呈现的时代精神更加真实而深刻。
《送饭到田间 》木刻 26x68.5cm 1956年
《鲁迅与瞿秋白》套色木刻 38x51cm 1956年
《采茶女》水印木刻 21x26cm 1956年
（二）民魂——新中国版画教育的拓荒者（1950-1964）
正如任何一个革命的时代，旧时代的革新者，也必将承担起新时代的重建工作。张漾兮先生一代人，从他们投入社会变革的第一天起，便注定将自己的一生与家国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门画之一（武松打虎） 》木刻 36x27cm 1958年
1949年7月，对全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北平举办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都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会后，与会的张漾兮先生应江丰、刘开渠、野夫邀请，前往杭州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前身）绘画系任教，这不是先生第一次在艺术学院任教，却是最踏实稳定，责任也最大的一次。1953年9月，“中华美术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先生当选协会首届理事，并于次年8月领命创立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后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并出任首任系主任。
《平湖秋月》水印木刻 33x42cm 1960年
《西湖西冷桥》套色木刻 37x42cm 1960年
在创系之初，先生便突出把握住版画艺术最重要的版种特性，以不同的版性特点建立独特的教学方法，首次确立了木版、铜版、石版的三版教学体制。日后，这一“三版结构”的教学基础模式被其他专业美术院校借鉴，对新中国版画教育，乃至现当代版画创作的整体面貌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年之计在于春》套色木刻 24x22cm 1960年
作为一门艺术专业学科的创始人，张漾兮先生表现出高度的学术品质。他一边为版画教学体系谋篇布局，一边又为版画民族化溯源竞流。1955年，受文化部派遣，张先生出访罗马尼亚、匈牙利。在与欧洲艺术家的交流和参观中，先生最终明确了大力发展版画民族性的未来方向。1956年，学院派遣专任教师前往北京“荣宝斋”学习水印木刻技术和饾版技法，多次请“荣宝斋”师傅来校传艺，并订制全套水印设备，成立了全国美术院校中唯一一个“水印木刻研究室”，这一举措无疑为“水印”这项中国传统技术的传承，以及中国美院版画系在全国的独特价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先生在当时轻视中国画传统教学的背景下，邀请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顾坤伯先生等国画大家来教授水墨画，有意识地将中国画引入版画系的教学当中，在材料之余，为新中国的版画民族化开辟了另一条粗壮的旁支。与此同时，先生更发动全系师生，通过深入田间村头的实地考察，系统性地研究以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四川绵竹年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木刻，以拓展木刻的形式、语言为手段，进一步探索版画民族化的道路。
《开镰图》木刻 36x54cm 1962年
1964年，久病的张漾兮先生英年早逝，却以他的远见卓识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精神财富——他创建的以民族传统为魂、以“三版结构”为基、以课程建设为重的版画教学基础体系，奠定了中国美院版画系版性研究和田野调查的两个重要学术方向，再加上学院本身传承深厚的传统文脉，使中国美院不仅成功发展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现代版画面貌，更为半个世纪后的当代版画人回应新媒体、后印刷时代的尖锐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渊源和精神资源。
梁时民
四川美术馆馆长
《抢救2》木刻 41x56.5cm 1963年
从一人到一国，为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历程做一个大展
——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策展侧记
版画是一个小中国几乎所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史论和策划专业的教画种，在学里，对版画的涉及都很少。而版画对现代中国的文艺历程又如此重要，中国艺术的现代主义运动由版画开始，新中国文艺版图由诸多版画家建立，时至今日，版画创作的工作方法亦深深影响着当下多种艺术形式的综合面貌。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位投身于新兴木刻运动，又开创了新中国艺术教育的现代版画先驱，这样的实践与理论的错位，以及中国现代版画的大格局，无疑都将加大展览的策划难度——这样的展览，注定不是一人的个展，而是以个案为例，呈现一段家国的历史。
《战时后方》画刊 1941
张漾兮先生便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为中国的独立、自强投身木刻运动而不顾多年飘泊的战斗骁将，又是为新中国民族自信而鞠躬尽瘁的美术教育拓荒者。他的背后，是一整部轰轰烈烈的新中国文艺事业史和现代版画发展史。
2016年底在四川省图书馆查找旧报刊
2016年底在四川省图书馆查找旧报刊
策展团队与张漾兮女儿张芦宛一同布置文献
2016年4月，正值李焕民先生离世之时，我与典藏部的三位同事奔赴杭州，完成张漾兮先生作品捐赠和展览讨论事宜。面对先生一双八十多岁的儿女对我馆收藏、研究、推广的诸多疑虑，我们对此次收藏意义的坦诚相告，如果说坚定了两位老人的捐赠意愿，不如说更坚定了我们做好这次展览的决心。2016年的4月，《手作匠心——首届西南青年版画推动计划》展览的实施刚刚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在之前长达半年的准备当中，“两张两赵”的重要性我已多有耳闻，只是真心没有预料到，作为中国现代木刻重镇的四川，张漾兮先生竟然成为四川美术馆新馆开馆以来梳理、呈现的第一个版画史个案。面对两位张家的老人，想着刚刚离世的吴凡先生和焕民先生，我突然有一种站在历史节点的感觉。
1937年8月四川漫画社成立后的合影（后排右三为张漾兮）
1946年张漾兮夫妻与五个子女于成都家
接下来便是接近一整年的漫长准备——海量资料的阅读、文献的整理、史料的查找、相关人员的寻访，与这一切同时进行的，是对先生深刻认知的内在发酵。
1955年授文化部派遣访问罗马尼亚匈牙利
1957年张漾兮（前排右三）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55、56届毕业生合影
1957年张漾兮和版画系教师与罗马尼亚版画家萨波
展览策划初期，在与先生家人深度交流的过程中，我一度纠结于先生成都人的早期身份，一心想着为离家半个多世纪的张漾兮做一个回归主题的个展。这样的想法持续了大半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流、阅读和历史现场的史料查找，对先生材料的掌握越来越丰富，人物理解也越来越准确。2016年底，我意识到先生一生的艺术轨迹所呈现的家国情怀，或者说那一代版画人所呈现的家国情怀，绝不仅限于“家乡”二字。在百年前全球化冲突最为焦灼的时候，那一整代人为了解决国人的身份焦虑和民族自信所投注的心血，其背后的命运之纠缠，所涉及的人数之众多，历史漩涡中格局之宏大，都已成为新中国文艺主线的坚实基础。
1958年版画系教师与53级学生（版画系首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洪世清、赵宗藻、宋秉恒、张漾兮、林康华、赵延年；中排左一？左二：庄元贞、秦胜洲、张新予、朱琴葆、王威、朱子容、吴光华；后排左一？左二起：叶赐振、张奠宇、丁正献、潘长臻、曹剑峰、王自正
1958年冬于杭州家中
1958年张漾兮在绍兴作美院师生下乡总结报告
一个问题不断浮现出来——为什么他们可以真枪实干地革命，而转过头来又能如此精确地建设？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于早期实践，又在建国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种价值观的准确性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的有效性着实令人惊叹。更重要的是，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张漾兮绝不是孤例——北国的江丰、李桦、古元，江南的“两张两赵”,巴蜀的李少言、牛文、江敉……如果我们认真梳理，这样的名单可以很长。建国之初，正是遍布全国的这许多老先生们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一锤定音”，决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的大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艺的未来方向。
1962年广东疗养
行路至此，我不得不完全推翻原有的先生个展的方案，进行更大规模地借展，为先生的艺术影响做更多的文脉补充。这样区别于前的策展思路很快得到了四川美术馆领导，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以及四川省图书馆、浙江美术馆的充分肯定与支持，顺利借展到先生生前手稿、文献、民国报刊等珍贵史料，以及受先生影响所生成的艺术线索代表作。有了这样的立体构建，展览便以张漾兮先生为个案，最终呈现出一代版画人重建精神家国和寻求民族自信的完整线索，以及至今为止，基于这条线索所生发出的更多探索方向。
展览现场（刀锋厅）
在展览现场，我特别为先生的重要节点添加了详细的文字注解，观众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在建立中国第一个专业美院版画系的第一年，先生用中国传统材料与技法为学生们示范的第一幅水印木刻；而在转过身的整个正对面，则展示着十五幅由先生的同事、学生创作的，在中国版画民族化文脉线索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我们总说典藏活化，到底该如何活化？当我们将历史线索的前后两段同时并置便会清晰地感受到，先生的精神本来就是活的，它一直存在于后来人的创作面貌当中。
展览现场（民魂厅）
从一人到一国，透过张漾兮先生，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版画发展的整个历程。在此，再次感谢中国美术学院、浙江美术馆和四川省图书馆的借展支持，以及先生家人无私提供的海量资料和前期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切，四川美术馆《刀锋民魂——张漾兮作品文献展》的整体面貌才会如此完整、生动且富有深度。
以上，是为记。
冯石
2017年初于四川美术馆
线索性的延伸部分
